在馬路兩邊的草叢裏，有一個微微隆起的小土丘，王裕華用一根木棍輕輕捅了下，成百上千隻螞蟻突然奔湧了出來，有一隻沿著木棍，悄悄爬到了她的手上。她使勁甩了甩手，但為時已晚，當下便感到一陣灼燒般的疼痛，手背上迅速鼓起了一個白色的腫包。如果這一幕是在放大鏡下發生的，我們會看到，這隻螞蟻正在用上顎咬住她的手背，腹部尾針蜇入皮膚，注射毒液。

　　這螞蟻是會咬人的紅火蟻。不出意外，到了第二天，她的手背會起水泡，然後形成膿包。接下來的日子不好過，晚上應該是最難熬的，入睡前大腦放空，注意力便都集中到傷口這兒了，癢得睡不著。許多人忍受不了這種瘙癢，會用手去撓，一旦撓破，便會留下疤痕，還可能會症狀加重，也有造成細菌感染的風險。

　　“我早就被咬習慣了，幸好我不是過敏體質，症狀比較輕。”曾在廣東省一些鄉鎮負責紅火蟻防控，如今在廣東福卡斯有害生物防控技術有限公司負責技術研發的王裕華早已見慣不怪。她要忍受多日的瘙癢、腫痛，幾天後，膿包就會退去了。但一部分對紅火蟻毒液過敏的人，則可能會出現全身性瘙癢、蕁麻疹、頭暈，呼吸困難、全身浮腫，休克，甚至死亡。有關研究表明，被紅火蟻叮咬後的死亡率約為一萬六千分之一，嚴重病例的比例不到1%。但華南農業大學教授、紅火蟻研究中心主任陸永躍介紹完這些數字，提醒了一句：“這種概率雖小，但落到一個具體的人身上，就是百分之百。更何況，中國人口基數大啊。”

　　從農業科學家2004年開始關注紅火蟻，到2021年農業農村部聯合其他部委發起全國紅火蟻聯合防控行動以來，專業人士對它的認識不斷深化、“戰鬥”經驗不斷累積。但從全社會的範圍來說，公眾對它的認識尚淺。我們有必要不斷追問，這小小的螞蟻為什麼被稱為“不可戰勝的兵團”？我們到底能不能徹底消滅它？基層防控麵臨哪些細微又隱蔽的困難？畢竟，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會麵臨的“危險”，更何況，它還關乎人與自然的關係——人類與外來入侵物種到底該如何相處。

　　在我國600多種外來入侵生物中，身型渺小的紅火蟻由於缺少天敵，幾乎是發生麵積最廣、危害程度最重的，它們的身影遍布了整個南方地區。在公園的草坪，道路兩旁的草叢，廣袤的農田，村居屋舍周邊的空地裏，都可以發現它們。而農民、建築工人、綠化工人……這些像勤勞的螞蟻一樣，日夜在野外勞作的人，是最常見的紅火蟻受害者。

　　但紅火蟻其實並不惹人注意。畢竟普通人肉眼乍一看上去，會認為它們跟普通螞蟻並無分別——大小、形狀、顏色都差不多。

　　“總不能讓人們被咬了之後，去了醫院，才知道自己是被紅火蟻咬了吧。該怎麼預判呢？”記者問道。

　　“如果把視野放得更高就會發現，在任何一塊地裏，普通螞蟻的巢穴不會那麼多，而且紅火蟻的巢穴是一個個隆起的小土丘，挖開以後，會看到內部結構呈蜂窩狀。”必威betways 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紅火蟻防控科技創新中心主任呂利華講道，拿最常見到的工蟻來說，它們大小不一，在學術上叫做“體型的多態性”，一般的螞蟻工蟻，大小都比較一致。

　　而螞蟻，在人類的眼裏，似乎是最被“蔑視”的生物——畢竟，“像踩死一隻螞蟻那麼容易”，說的就是一件事情的輕而易舉。

　　“不就是個螞蟻嘛，還踩不死嗎？”記者又問。

　　“踩死一隻螞蟻是很容易，但踩死一窩就很難了。一個蟻巢的紅火蟻能有20萬隻到40萬隻。它們總是集團軍作戰，一窩蜂地跑出來。”呂利華解釋道。更重要的是，蟻後這個蟻巢中的絕對統治者，往往藏在蟻巢最深處，根本踩不到。一個蟻巢通常藏著很多蟻後，而有數據顯示，一隻蟻後每天就能產上千粒卵。

　　作為一種社會性昆蟲，紅火蟻蟻巢中的工蟻分工明確，有的去搬運大塊食物，有的搬較輕的食物，有的負責育幼，有的負責在外“征戰”。南方的水稻一年兩季，隨著農民插秧、灌溉與收割，稻田水位四季漲落，紅火蟻也會在複雜的田野中不斷遷移：它們可以穿越泥濘不堪的田埂，翻過散落在路上的大大小小的碎石，甚至可以漂過布滿枯枝敗葉的水渠，躲過突如其來的暴雨。

　　別看它在我國這麼“橫行”，但在它的老家南美洲亞馬遜雨林，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物種，能製衡它的天敵有30多種。“但是這些天敵我們不能輕易引進，要經過生物安全性評價，否則會成為新的外來入侵物種。”呂利華說。

　　老家“嚴峻”的生存環境，還讓它們練就了一身應對洪水的本領。每當周期性的洪水來臨，成千上萬的紅火蟻會將身體緊緊靠在一起，形成一張強韌且密實的“救生筏”。“救生筏”形成後，一部分紅火蟻會漂浮在水麵上，支撐著整個群體，護送上麵的紅火蟻漂過水域，去往安全之處。盡管位置可以輪換，但在漫長的漂流中，總有一部分紅火蟻會因為長時間接觸不到空氣而被淹死，為整個蟻群獻身。而且它們“聰明”到隻要沿途有任何枝蔓，就能緊緊挽住，當作漫長遷移之旅的“救命稻草”。

呂利華在進行紅火蟻防控技術指導

　　關於紅火蟻是何時何地進入我國的，目前觀點並不統一。陸永躍等人的研究表明，最初的入侵地很可能在香港或者廣東省深圳市——我國重要的外貿口岸，時間大概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

　　紅火蟻成功“登陸”後，其入侵範圍大約以每年30多個縣區的速度擴大，目前已傳播至我國12個省份625個縣市區。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加快，它們的遷徙版圖也不斷擴張。隨著高速公路、鐵路等大型工程的不斷開工，城市四處立起新樓盤，草皮、苗木、花卉的需求也隨之增長。紅火蟻就藏在這些草皮和苗木裏，跟車去往各地，不斷在新的地區繁衍生息，擴大領土。

　　其中，農村成為受害更嚴重的地方。道理很簡單，相較於農村，城市防控條件更完善——防控水平常常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陸永躍解釋道，城市管理到位，力度大，“包幹到人”，所有的園林綠化區都有工人巡查，隨身帶著藥劑隨時處理發現的紅火蟻。而農村地域廣袤，沒有人能麵麵俱到、不留死角地防控，隻要有一個遺漏點，就會形成暴發源頭。加上農村生境多，農田、荒地、邊坡、堤壩、草地……都是合適它生存的地方。所以，一個令人心痛的事實是，紅火蟻在全國範圍內遷移，但農民卻承受了更多的代價。莊稼人每天下地幹活，有更大概率接觸到隱匿在田地裏的紅火蟻。

　　雖然紅火蟻“武力深厚”，但“武德尚可”，始終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勤勞的農民在土地上精耕細作，不可避免地會碰到它們的蟻巢。搞紅火蟻研究的專家們都被咬習慣了，呂利華覺得這沒什麼，總是調侃，“我養的東西還要咬我。”他總說，“我們有啥，頂多是在實驗室裏或者外出調研的時候才會遇到。農民天天暴露在紅火蟻的生存環境裏，才是最危險的。”不管誰向他抱怨被咬了，他都會推薦一種藥膏，嚴重的也會帶著去醫院，但他心裏想的是，“你們被咬了可以和我說，農民被咬了，找誰說去？”

　　紅火蟻不光咬人。陸永躍通過調查研究發現，紅火蟻對農作物的危害也很嚴重。他舉了幾個例子：紅火蟻發生嚴重的地區，綠豆的產量會降低30%左右，大豆也會長得非常弱。“綠豆開花以後，紅火蟻會把那些授粉昆蟲都吃掉或者趕走，從而導致授粉率明顯降低。”陸永躍曾去紅火蟻發生嚴重的大豆田看過，將大豆連根拔起後，發現根部光溜溜的，什麼都沒有，“根瘤全部被紅火蟻吃掉了”。大豆是固氮作物，靠根瘤菌提供營養，沒有了根瘤菌，長出來的大豆就會數量少、品質差。

　　它們甚至還會危害公共安全，在路燈、電力電信、交通信號等設施裏築巢，沒有土也能生存，蟲屍常常會引起短路，甚至火災。總有農民搞不清為什麼家裏的燈不亮了，其實就是紅火蟻在作祟。

　　在持續多年的人蟻之戰中，農民們幾乎嚐試了一切辦法。

　　王裕華曾經見過，有的村民把汽油澆到蟻巢，點燃一把火。大火過後，巢頂變黑了，蜂窩結構的蟻室被燒成了紅色固體。表麵上，紅火蟻消失了。但是當他們再用棍子往蟻巢深處搗一搗，又有很多紅火蟻爬了出來。

　　這是因為，蟻後一般在地下1米左右的地方，如果是兩年以上的蟻巢，蟻後還會藏得更深，火根本燒不到。噴藥的話也隻是殺死地表或者蟻丘表麵的工蟻，根本傷不到蟻後。後來他們又用殺蟲粉劑，用鋤頭之類的工具破壞蟻巢上端，等到紅火蟻成群結隊爬出來了，就開始倒粉，觸殺它們。

　　可是，這些方法都無法阻擋紅火蟻的腳步。蟻巢是座通路複雜的地下迷宮，不計其數的通道連接著蟻室，也同時向外發散。我們在地麵上看到的蟻丘，往往隻是整個蟻巢的二分之一。當大火來了，洪水來了，毒粉劑來了，紅火蟻們就沿著地下通道快速往下爬，躲到更深處，或者直接從地下通道向外麵逃逸。

　　“防控紅火蟻的關鍵是消滅地下的全部蟻後。”呂利華說，作為一個“母係社會”，雄蟻在婚飛後就死去了，蟻後占據著統治地位。而村民用的那些防控措施，基本上隻能殺死一些工蟻，或者部分蟻後，對一個巢穴的殺傷力很小，不能斷絕一個巢穴的繁殖能力。一旦一次沒能將蟻後趕盡殺絕，它們就會搬家、分巢、遷巢，雖然蟻巢變小了，但是數量增加了，從而給村民帶來更大的困擾。

　　紅火蟻雖強大，但科學家們也不是束手無策。他們觀察、研究，挑選“阻擊戰”的有利時機——繁殖婚飛期。婚飛後、築巢前的那段短暫時間，是蟻後最脆弱的時候。那時的蟻後，剛在天空中結束交配，翅膀脫落，在地麵上“落單”，沒有了蟻巢中其他工蟻的保護，它們甚至可能會被本地的螞蟻、甲蟲、蜘蛛吃掉。因此，有更多紅火蟻婚飛發生的春季，是人們消滅它們的最佳時機——隻要在有翅蟻婚飛大量發生前，消滅蟻巢，就能阻止一大批紅火蟻蟻巢的誕生與擴散。而且春季雜草尚不繁盛，適宜的溫度使得蟻巢內的紅火蟻數量迅速增加，蟻丘也比較明顯，人們能輕鬆找到目標。

　　作為一種社會性昆蟲，紅火蟻團結協作的特點也被加以利用。餌劑是目前專家最為推薦的“彈藥”之一，這是一種帶有農藥的誘餌，看上去就是些淡黃色的麵包碎屑，農民將餌劑撒在蟻丘四周，它們的香味會吸引紅火蟻前來。作為一個小型社會，紅火蟻總會在巢內進行食物交換與共享。當工蟻興衝衝地帶了食物回家，一整個蟻巢的螞蟻都可能被毒死。

　　但好的防控方法也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推廣過程。呂利華每次培訓的時候都說，把餌劑撒在紅火蟻的巢穴周圍就可以了，但農民總是習慣性地用鏟子去捅開紅火蟻的巢穴，再把藥扔進去。可紅火蟻的“脾氣”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蟻巢被捅了，它們就會進攻，而且對投放來的食物也會有所警惕。

　　呂利華提醒道，防控紅火蟻的餌劑並不是觸殺型，而是一個讓它慢性中毒的過程：讓工蟻先把餌劑搬回去，由四齡幼蟲嚼碎吃進去，然後變成唾液一樣的東西後，再反哺給其他螞蟻和蟻後。此外，由於數量繁多，大概20天到一個月後，一個巢穴的紅火蟻才會被趕盡殺絕。有的村民沒有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就覺得藥不管用，但其實隻是時間的問題。

紅火蟻的蟻巢

　　科普工作幹得久了，呂利華慢慢認識到，這個工作絕對不是“我說、你聽”就完了，而是要站在農民的立場，了解他們的隱痛，“要說農民的話”。在實驗室裏待得久了，難免說話學術味重，但科研語言、科研成果到農民語言、實際效果，中間還有一個“翻譯”、轉化、反複確認的過程。

　　有一次呂利華拿著科普材料，跟農民講了半天如何識別紅火蟻。等講完了，他隨口問了一句：“現在知道紅火蟻長什麼樣了吧？”

　　“知道了，長得跟小龍蝦一樣。”

　　呂利華一愣，然後反應過來，為了便於講解紅火蟻的構造，他給農民展示的圖片都是放大成像的，個頭跟實際的紅火蟻差別很大。“我要是不問這一句，等農民在地裏見到了真正的紅火蟻，要怪我騙他們了。”

　　有的時候，一個防控要點反反複複說了很多遍，農民還是“不聽”。呂利華總是說：“不要怪農民理解能力差，要了解他們是怎麼想的。這其中，包含了很多不為人知的辛酸。”

　　比如，有專家建議的防護措施是讓農民下地幹活的時候穿雨靴，褲子緊緊塞進褲筒。可廣東的夏天熱得不得了，穿雨靴幹活不一會兒裏麵就浸滿了汗水，所以農民在地裏都是打赤腳或穿涼鞋。

　　再比如，餌劑並不是放得越多越好，適量反而是最好的，“畢竟紅火蟻的食量就那麼大，放多了反而浪費”。可是農民們“才不管嘞”，隨便撒、肆意撒，用量上毫不講究。有時候一個蟻巢上用的藥，足以消滅二三十個蟻巢，農民會說，“因為我怕它們不死呀。”

　　有時候防控人員磨破了嘴皮子，農民似乎也不為所動。“難道他們寧願自己被咬，也不願意防控一下嗎？”呂利華聽到過很多這樣的疑問。這就要考慮到農民是如何過日子的，一包藥的價錢也就是8-12塊，每包藥可防控一畝地。可對於精打細算的農民來說，是一筆很大的支出，等政府免費發的藥用完了，他們就不願意再花錢去買了。有的農民會說，“我的菜地每天的灌溉要用電、用水，每一樣都要花錢啊，能省的就省了。”

　　在醫學上，紅火蟻被咬後的症狀並沒有被當成一種專門的疾病來治療，而是被統一劃到過敏反應裏。精打細算的農民連醫院也很少去，如果被咬了，他們大都忍著，或者隨身攜帶一支在超市就可以買到的清涼止癢的藥膏，被咬後趕緊塗上。說白了，跟常年辛苦的勞作、嚴重的自然災害、難以治愈的疾病相比，紅火蟻隻是他們艱辛生活中的小小插曲罷了。

　　而且農民每天勞作已經很辛苦了，時間精力有限，如果在自家地裏發現了紅火蟻，往往就把巢穴挖起，扔到路邊，隻要別禍害自家地就可以了。但從整體上來看，該區域的紅火蟻並沒有根除，在路邊會繼續繁衍，慢慢地還是會威脅到農民的土地，最終讓這場防控戰變成了一場“打地鼠”的遊戲。

　　所以，屬地管理原則就變得極為重要，這也是呂利華一直倡導的，“說白了就是農民的地農民自己管，房前房後的公共地帶，或者機耕地，就需要政府來負責了。”

　　各地也在積極探索防控經驗。比如廣東省佛山市成立了村級防控服務隊，每個村選一兩名責任心強、懂技術的農民，集中培訓他們，並給與一定的補貼。由他們帶動其他村民，進行全村的防控。他們的名字、聯係方式貼在村裏的醒目位置，村民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隨時聯係。

　　人們還用大數據織起了紅火蟻防控的天羅地網。廣東開發了全民防控的App和小程序，教會村民使用後，村民就可以拿著手機，將藥劑放在蟻巢周圍後拍照，係統會自動定位，自動上傳照片。審核通過後，係統上就會返現。也就是說，隻要村民正確防控了，就有現金獎勵。

　　2021年春天，一場更全麵的戰爭開始了。農業農村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九部門在廣州啟動了全國紅火蟻聯合防控行動。不久後，廣東省農業農村廳網站公布，一筆4000萬元的專項資金用於紅火蟻防控。2020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生物安全開始引發官方和公眾的重視。陸永躍認為，情況正在變得更樂觀，但相關的實施細則和條例還需要進一步製定、完善。“就是要盡量細化、可操作。比如誰來負責執行，什麼情況該處罰，怎麼處罰，哪些情況要入刑，為什麼要入刑，量刑的尺度等，有了這些配套措施，各省才能具體實施。”

　　更重要的是，解決人蟻之間的衝突需要所有部門的通力合作，農業、林草、海關、交通、住建……防蟻是一個係統工程，一塊田地裏治好了，螞蟻又從另一塊地裏冒出來了；本村治好了，鄰村沒治好的又跑過來了。更何況，紅火蟻無所不在，農田、道路、公園……它不會按照城市-農村的分別而“選擇性地定居”。因此，紅火蟻的防控是全社會的責任，並不是某一個部門的責任。

　　“跟殲滅戰不同，這場‘戰爭’更像是一場持久戰，或者說，我們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跟它共存。防控更多隻是為了壓低紅火蟻的發生程度與危害程度，避免它的局部暴發乃至全麵暴發。”呂利華說，他從年輕時就開始研究紅火蟻，到如今快退休了，感覺自己對紅火蟻的了解還遠遠不夠。“我們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隻能和它共存。”年輕時，他曾認為紅火蟻是可以被徹底消滅的。如今，他總說，“接下來的研究隻能交給年輕人了。”

　　最近，呂利華聽說防控人員在他教的防控方法外，還摸索出了更具體的辦法：南方多陰雨，如果當天遇上下雨，隔一天再去防控才是最好的時機。“因為下完雨的第二天，紅火蟻都在忙著做窩。等到第三天去的時候，所有做好的窩都能看得很清楚了，投藥就會變得很容易，從而可以一網打盡。”

　　沒事的時候，呂利華喜歡去院屬防控區走走，問問大家“紅火蟻最近還多不多呀？”當聽到“最近很少”的回答時，他會點點頭，步子都輕快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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